【论文】基于公开源情报的涉华暴恐问题国际舆


基于公开源情报的涉华暴恐问题国际舆论研究 

———以1996年-2017年外媒报道为例

 

韩娜 杨光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国家安全与反恐怖学院 北京 100038)

 

摘要

[目的/意义]恐怖主义对世界尤其是转型中的中国带来巨大挑战,国际涉华暴恐舆论应该被提升到国家安全的战略地位。基于公开源情报,探究国外媒体对涉华暴恐问题的舆论导向,对我国国家安全情报至关重要。

[方 法/过程]基于国外新闻媒体语料库的公开源情报,以国外媒体对中国暴恐议题为研究样本,从框架理论和话语分析 视角出发,探究涉华暴恐问题的话语框架。

[结果/结论]研究发现,有关我国暴恐问题的报道,美国和英国予以了更多关注,在议题上大量关注涉华国际反恐合作的同时,却也热衷于对中国暴恐事件背后问题的评论;在话语上呈现 客观报道下的传播偏向输出,在框架上呈现意识形态下的政治形象塑造,误导国际舆论,削弱了我国的国际表达。因此,我国应重视该领域的国家安全情报搜集和分析,构建国家反恐战略传播体系,加强国际舆论引导。

 

关键词 涉华暴恐问题 国家安全情报 公开源情报 框架理论

中图分类号 G210      

文献标识码 A

 

China's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Study on China-related Terrorism Issues Based onOpen Source Intelligence -- Analysis of Foreign Media Reports from1996-2017

HanNa

(School of Criminal Investigation and Counter-terrorism, Peoples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38)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errorism poses enormous challenges to theworld, especially to China.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on China's terrorism issueshould be promoted to a strategic posi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Based on the opensource intelligence, exploring the public opinion orientation of foreign mediaon China's terrorism issues is of vital importance to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intelligence. [Methods/Procedures]Based on the open sources of foreign newsmedia corpora, we use the foreign media's report on Chinese terrorism as aresearch sample, and explore the discourse framework of China-related terrorism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ramework theory and dis  course analysis.[Results/Conclusion]The studyfoun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Kingdom have paid more attention tothe reports on China's violent terrorism. They not only follow internationalanti-terrorism cooperation in China, but also are keen to criticize the China'sviolent terrorism related issues, which shows a bias towards the output of theobjective reports in discourse. The political image is framed to build anegative China under ideological reports. Therefore, in order to build apositive international image of China's anti-terrorism, the Chinese government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of national securityinformation, build a national anti-terrorism strategy communication system andstrengthen the guidance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Key words :China-relatedriots  national security intelligence  public information sources  framework theory


引言

2018年10月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了针对中国的激烈言论,声称中国干涉美国的大选和内政,在新疆问题上,他颠倒黑白,将我国“去极端化教育转化中心冶描述成“一百万穆斯林人的集中营冶,一时间国际舆论均指责我国的人权和宗教工作。


随后,我国宣传和安全部门积极联动,于2018年10月16日通过央视,第一次向全世界播出新疆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画面,用事实击碎国际涉华暴恐问题的偏见言论。实践证明,虽然我国在反恐和去极端化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但如果不正面积极应对国际涉华舆论,我国反恐大局将陷入被动的局面。因此,对于我涉华暴恐问题,我们不仅仅要重视严打的形式,更要重视传播的效果,积极以战略传播的思维开展有效的反恐行动,取得国际舆论主导权,为我国的反恐斗争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情报要建立在信息源上的呼吁在国内由来已久,公开源情报(Open source intelligence)在2005年前后被固定下来,其最早出现在美国军事情报领域。公开源情报是对公开信息源进行精心筛选、分析的结果,具有时效性[1]。


随着网络时代的发展,媒体作为最重要的开源情报渠道,在国家情报体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际媒体对我国暴恐问题的舆论,属于我国国家安全情报的重要范畴。从开源情报搜集国际社会对我国涉恐问题的舆论开展研究,对我国整体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媒体的报道是一个媒介的建构的过程,换言之,本国形象的国际传播和实质性建构越发地掌握在现代媒介的传播机制及其行为实践中[2]。


虽然我国和世界其它国家一样坚定不移的反对恐怖主义,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某些议题,例如恐怖分子定性、恐怖主义事件(案件)处理、反恐政策等方面,国际舆论与我国出现严重分歧。


本文试图以国外媒体对涉华暴恐问题,而非单纯暴恐事件的报道为研究样本,结合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方法,探究国外公开信息源对我国暴恐问题的建构机理,提出我国暴恐问题的国际舆论引导策略,以丰富我国安全情报的研究。


1、文献回顾

1.1国家安全与涉华暴恐国际舆论

恐怖主义事件的报道,表面上看是一个国际传播现象,但其却能左右国际舆论的风向标,乃至左右国际反恐态势和国家安全[3]。近年来宗教原教旨主义在全球兴起,各种极端恐怖组织在全球制造恐怖主义事件,严重影响了国际社会稳定。恐怖主义被广泛认为是不可避免地、象征性地与大众传媒联系在一起[4]。


网络媒体情报作为公开源情报的一个分支,其网络全球化与开放性为情报人员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源,同时也成为恐怖主义展开挖掘的对象[5]。网络社会视域下的国家安全,更需要我们将反恐问题放到国际视域下,从网络公开情报源,结合舆情危机管理,研究国际涉华暴恐问题,这对于我国国家治理和我国反恐斗争都有重要意义。


当前,从公开信息源研究涉华暴恐问题的国际舆论,一般都围绕三个方面展开,

一方面是案例性研究,研究国外媒体对涉华某一暴恐事件的报道,探讨国外媒体对国家形象的建构;

一方面是对比性研究,对比中外媒体对同一涉华暴恐事件报道,揭示国外媒体报道的传播偏向;

另一方面是策略性研究,探讨国际媒体对华传播的特点,研究如何通过整合式的传播,达到我国在国际舆论中话语和政治的平衡。


美英等国媒体在涉华报道时主要偏向政治、民族、宗教、环境等属性议题,往往有目的性地放大中国问题,扭曲政策事实[6]。本文将站在他塑的视角,从国外媒体对涉华暴恐问题报道为研究对象,以90年代为研究起点,从国家安全情报视角,探究国际舆论对我国政府暴恐问题的舆论态势发展和特点。


1.2框架建构与暴恐舆论研究

框架理论不仅是人们认识和解释社会生活经验的认知手段,也是通过“选择冶和“架构冶的方法来进行建构的生产过程[7]。框架理论发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学和心理学,框架是人们解释真实世界的心理基模,是人们将社会真实转化为主观思想的凭证[8]。


80年代进入传播学,框架设计选择和突显,选择所感知的现实的某一方面,促成一个独特问题的界定、因果解释、道德评价以及如何处理的忠告[9]。框架理论不仅是作为一种意义阐述的过程,是通过选择来展现对某一问题的主观态度,从而建构其公众形象的过程[10]。


对于国外媒体涉华暴恐问题的框架,有学者以9.11事件十年来的报道框架演变为例,提出了国际媒体的“脱轨冶式叙事特征,指出在传播中存在新闻生产和文化霸权。


新闻框架分为高中低三个框架,是研究媒体活动的理论范式[11]。现有研究大多集中在对国外某一媒体单独或者中西媒体对比研究,研究对象中国的某一暴恐事件,但在国际社会对中国反恐形象的建构这一问题上,应该将研究对象拓展到涉华暴恐问题,通过大范围样本开展研究。因此,本文运用内容分析法,在框架理论下探究近30年中国际涉华暴恐问题的舆论发展。


2、研究设计

2.1研究案例

本文选择的研究对象为涉华暴恐问题,研究时间为1996年1月1日到2017年12月31日期间。


90年代特别是1996年以来,我国恐怖主义开始抬头,在近30年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开展了长期的反恐怖斗争,目前我国反恐斗争处于暴力恐怖活动的活跃期、反分裂斗争激烈期和干预治疗阵痛期,反恐怖斗争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复杂,国际舆论中有关我国的反恐工作褒贬不一,研究这个阶段的国际舆论中的我国反恐形象,对我国反恐怖工作以及整个国家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2.2数据采集样

本采集时间为2018年2月7日,为确保样本的准确性,采集员由两名硕士生和一名青年教师共同担任,分别进行采集。采集所用的lexis Nexis新闻数据库,是目前国外媒体对中国暴恐问题新闻报道最全的数据库。样本筛选标准为国际主流媒体以及与涉华暴恐问题高度关联。


在数据库中,以China Terrorism为关键词,采集范围为1996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有关国外英文媒体有关中国暴恐问题的新闻报道,最终有效样本637篇。


2014年“5·22”严重暴力恐怖案件发生之后不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就立即联合发布《关于依法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活动的通告》,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反恐严打专项行动。故基于我国反恐行动的历史分期,本文以严打之前(1996-2013)、严打之后(2014-2017)为界进行文本分析,建立语料库。


3、研究方法

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即将国外媒体对中国暴恐问题的报道文本进行拆解、编码,分析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分为宏观层次、中观和微观层次。

第一,在宏观报道方面,涉及报道数量、新闻标题涉及主体、报道态度(正面、中立和负面)

第二,在中观报道方面,主要集中于报道议题,本研究涉及7大议题。

第三,在微观方面,主要集中于用话语分析,对主题词、高频词和语义韵进行分析。


4、研究结果分析

4.1宏观:西方舆论主导下的政治框架

我国恐怖活动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和国内经济、文化、社会、宗教因素,30年来各国媒体对我国暴恐问题在报道数量、态度倾向、关注度等方面的变化,体现了海外舆情对我国反恐形象建构的历史演变。


通过公开源情报,从宏观角度分析国外舆论话语体系下对整个中国暴恐问题所产生的舆论影响,可以有效的界定问题,确认海外舆情对我国反恐形象认知形成的原因,从而为提升我国的海外反恐形象、争取国际去极端化的话语权提供策略指导。


4.1.1在报道数量方面

美国和英国是报道的主力军,占总报道量的80%以上。这证明了世界反恐舆论仍然被英美传统媒体大国操控,西方国家掌握着国际舆论对我国暴恐问题的话语权,可以说,西方国家拥有对国际反恐话语的控制权和舆论的引导权力。


我们以五年为一阶段进行报道数量分析。研究发现,外媒整体关注态势与我国和世界的反恐形势有一定的相关性。20世纪90年代到乌鲁木齐“7·05冶事件以来,世界恐怖主义组织抬头,新疆分裂主义活动呈现出升级态势,但整体上,媒体对我国的暴恐问题关注度较低;


2010年之后媒体对我国暴恐问题关注量飙升,2014年我国开展严打,严打之前外媒对我国暴恐问题尤其关注,如北京“10·28冶案件、云南昆明“3·01冶案件、广州“5·06冶案件、2014年乌鲁木齐沙依巴克区公园“5·22冶暴恐案,2015年拜城县“9·18冶暴恐案,2016年墨玉县“12·28冶暴恐案等;


严打之后,随着我国暴恐事件的发案频率的降低,外媒关注度也相应地下降。这说明,外媒对我国暴恐问题的报道是一种掺杂了意识形态的政治行为,是在西方话语主导下建构的一种政治框架。此时期在宏观报道上呈现突出的政治建构特点,反映了不同时期涉华暴恐问题的涉外舆论动向,这将直接关乎我国反恐斗争的国际认知和影响。不同年份报道数量如图2所示:

4.1.2在标题方面

标题主体主要涉及中国政府、警察、美国官方、袭击者、分裂分子、外国政府或机构以及其它。整体上,中国政府、国外政府或机构出现频率最高,值得注意的是,严打之后国外机构更高频率的出现,表明我国暴恐问题已经成为了一种国际问题,而受到国际社会关注;


其次,袭击者和分裂分子一般出现在暴恐事件中,其出现频率相当,但却没有恐怖主义分子这样的定性。标题反映报道者的关注重点和态度倾向,说明在西方主导的媒体框架中,外媒更多地将我国暴恐问题(事件)定义为民族分裂问题(事件),而非暴恐事件。


虽然我国也加强对外传播,在国际传播中,通过解构话语权力与信息生产权力来重构议程设置的传者关系,但由于暴恐议题的政治偏向性,西方话语主导下的框架始终服务于本国利益,在议题互动演变进程中,政治负面倾向、否定态度贯穿始终。如图3所示:

4.1.3在报道倾向性方面

根据标题的关键词,将报道倾向分成正面、负面和中立,由于恐怖问题中本身就带有很多负面词汇,情报失误在情报分析中也会因为直觉偏差存在不同[12]。因此,同时采取机器统计的方法,将采用机器软件统计、自评统计相结合,来对标题进行态度统计,统计结果如下:

图4 自评态度

以标题为样本,机器软件统计结果显示,整体上外媒对中国暴恐问题的报道呈负面态度,且较严打之前,严打之后的负面评价更多;而通过自评检测,整体而言,标题报道呈现中立居多,负面多于正面。笔者选择部分中立题目,对内文进行阅读发现,如果一些标题中出现的负面词汇,一般内文都呈现负面倾向,如China's instrumentalization of terrorism,标题中直接反映了中国是把恐怖主义当做工具,以及China: Three Children Killed in the Fight Against Terrorism。而有些则是标题为中立而内容上则为负面,如FT2014年报道的China executes 8 people in Xinjiang for terrorism offences从标题看是中立的,而内容上则是认为中国的一些恐怖袭击并不是恐怖袭击,而只是民族矛盾。因此,对于报道态度倾向性的问题,不能仅仅依赖软件,要软件和人工相结合,通过报道内容进行综合判断。 


4.2中观:意识形态建构下的内容框架

在某种程度上,新闻框架是观点的框架和意识形态的框架,大众传媒作为话语的生产者,通过新闻议题框架来建构现实[13]。大众传媒通过议题的选择和侧重,来影响受众对事件的看法和态度,从而达到引导舆论、影响受众认知,建构报道对象的公众形象。


内容框架是在国际合作与博弈的反恐斗争中,以西方为主导的议程决策主体的议程设置结果。尤其在互联网环境下,以西方主导的外媒话语具有独特的话语资源,一方面他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扩大受众影响力,另一方面也可以构建服务本国利益的“对抗性话语体系”。他们在不同历史时期,通过将议题标签化、意识形态化、情绪化等手段,来丑化和否定我国的反恐战争。


外媒对我国暴恐问题的报道议题,可以分为7大议题,分别是:

1、对恐怖主义事件的报道;2、对恐怖主义事件原因的探讨;3、民族宗教问题;4、国际反恐问题5、反恐措施及方案;6、恐怖分子议题;7、其它。

在整体报道议题上,呈现出以下特点:

4.2.1国际反恐议题备受关注

统计显示,在外媒对涉华暴恐问题的报道议题中,关注程度较高的是我国恐怖主义事件的报道和原因的探讨、国际反恐问题、以及我国反恐措施。在事件报道、事件原因和民族宗教问题上,三个议题都相伴出现,且随着严打开展而减少;国际反恐报道在严打后上升。


在有关涉及我国的国际反恐问题上,具体包括中国与国际社会在经济、培训、医疗、军事、情报等方面的合作和行动,例如纽约时报报道的China sets up anti-terrorism alliancewith neighbors中谈到了中国与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吉克斯坦组成的反恐联盟,建立情报分享和培训的“四国机制”。


BBC报道China pledges to strengthen cooperation with Pakistan against terrorism 中国承诺加强与巴基斯坦的反恐合作。从另一方面可以看出,严打前后国际议题广受关注,说明国际社会也意识到了中国在世界反恐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


4.2.2对暴恐事件定性仍消极否认

关于我国暴恐事件的报道并不少见,英美媒体对于暴恐事件的定性一开始持否定态度,很多并不承认发生在我国的暴恐事件是恐怖主义袭击,如Jane's Terrorism Watch Report 报道的 A court sentences three suspected ethnic Uighur Muslim separatists to death penalty and another one to life imprisonment in China,文中把昆明火车站暴恐事件形容为持刀袭击事件。同时对于其发生的原因、宗教问题都会在文中提及。 


美国《纽约时报》After Prodding,U.S State Department Labels Kunming Attack "Terrorism"虽然表面上美国承认昆明事件是恐怖袭击,但却在 terrorism 上加上引号,从侧面可以看出,对于我国暴恐事件定性仍然持否定态度。 


4.2.3热衷探讨事件背后的原因

国外新闻媒体对于我国暴恐事件的报道,并不是着眼于事件,而是着眼于我国的民族矛盾、民族问题、宗教问题。 


从统计可以看出,严打之后,虽然暴恐事件报道降低,但对于事件原因探讨、暴恐分子个人介绍、民族宗教问题关注的热情且没有减少,且呈增长趋势,如华尔街日报报道的 Chinese Authorities Say 28 People With Extremist Links Killed 该文虽然也提及到中国新疆拜城暴恐事件,但是重点还是在评论这些事件与国际上的恐怖主义事件不同,认为中国则是强行将其联系在一起,并引用暴恐分子和西方政府的话来将事件的原因归因到民族矛盾、宗教问题上。在暴恐事件报道中,separatists, attack,ethnic relations 等词汇频繁出现,而 terrorist 或者 terrorism 则较少出现在这类报道中。 


4.3微观:政治话语偏向下的修辞框架

语言学家佩肖将话语、语言、言语予以了区分,提出话语是一种建构意义的集合,而不是一种简单的对话。随后汤普森将话语和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指出其可以在传播中表现政治权利关系。外媒对涉华暴恐问题的报道是一种服务于政治权利的传播行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偏向性。政治组织通过国际传播行为,通过文字、符号、图像等修辞手法,将暴恐问题进行政治表达。本文将从语言学的主题词和语义韵角度,分析外媒对涉华暴恐问题的政治话语。

 

4.3.1主题词分析

一个人在词语表达对真实世界的认识时,存在一种词语的谱系关系[14]。国家利益、意识形态等因素使媒体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政治偏向,继而选择特定议题进行观点输出[15]。由此看出,媒体里主题词不仅是词语的表达,更是意义的外显。


本研究根据词频筛选前60个词为主题词存在范围,根据主观经验剔除明显不符合主题的无意义词,剩余45个为主题词存在范围。将BNC语料库作为参照语料库,在R软件中,将其与严打之前(1990-2013)和严打之后(2014-2017)两个阶段进行对比。


以词频100为分界点,定义词频大于100为高频词。严打之前,高频词有58个,剔除高频词汇中的数词、情态动词等无意义词18个,表示国家或地区词8个,媒体名称2个,剩余词汇定义为主题词,主题词有30个。如下表所示:

以词频100为分界点,定义词频大于100为高频词。严打之后,高频词有26个,剔除高频词汇中的数词、情态动词等无意义词7个,表示国家或地区词5个,剩余词汇定义为主题词,主题词有14 个。如表4 所示: 

外媒报道带有一定的倾向性。

在严打前后China,terrorism,Xinjiang,people,Beijing在前十主题词中都有出现,表明外媒局限地将中国暴恐问题与北京、新疆问题始终联系在一起。这种特定的指向性更加使报道对象聚焦。再次表明,涉华暴恐问题中更多的聚焦在新疆的民族ethnic问题上。


外媒报道重点与世界反恐形势保持一致。

在严打之前,外媒比较关注中国本身的暴恐问题,并将其与中国政治局势和国内安全形势予以评论,xinjiang,security,police在词频中频繁出现;

在严打之后,随着中国在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地区安全的各项事务,尤其作为上合组织的重要成员,中国对西亚、中亚的地区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这个时期cooperation,international高频出现。


报道具有消极的负面倾向性。

话语作为新闻文本的构成单元,主要贯穿前两个环节,通过媒体对词汇的组织与编排表达情绪、建构框架[16]。从整体的分词高频词看,

如terrorism,fight,killed,counter,doubt,attack,violent等都是一些负面词汇,还有一些形容词例如ethnic,religion,military,authoritarian等一些词汇,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将中国的暴恐事件塑造成中国政府对新疆维吾尔族的迫害;


虽然在严打之后,外媒对中国暴恐问题的报道更多的向国际合作方面,但国外媒体对中国暴恐问题已经将其框架为中国的民族矛盾,其报道的出发点都是为满足其本国国家意识形态。


4.3.2语义韵分析

报道中对恐怖主义、恐怖分子的修辞,对其它国家的组织或者个人会造成一定的政治影响,并在话语叙述中建构其在受众中的形象[17]。媒体在报道中的叙述语篇和叙述方式,共同为建构主体形象起到了促进作用。


一定的词项会习惯性地吸引某一类具有相同语义特点的词项,构成搭配,由于这些具有相同语义特点的词项与关键词项在文本中高频共现,后者就被“传染”上了有关的语义特点,整个语境内就弥漫了某种语义氛围,这就是语义韵[18]。


节点词是根据主题词词频选择的,节点词吸引到的显著搭配词与节点词一起共现语篇中,营造某种语境气氛,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语义韵受搭配词语义特征的影响,大体包括积极、中性、消极[19]。我们在研究外媒对涉华暴恐问题报道形象建构时,可以借助语义韵分析,从节点词入手将传播话语语义量化表达。


首先选择用于检索搭配词的“节点词”,因为此研究主题是涉华暴恐问题,因此以Terrorism为节点词,利用BFSUCollocator软件,计算terrorism的搭配词强度,log-log值代表了搭配词强度,研究发现严打前后,fight与terrorism的log-log值都处于首位(>9),因此,我们以terrorism为节点词,fight为搭配词,根据其搭配词检索行,深入剖析其语法结构,探究严打前后语篇中的话语态度。

通过研究发现,外媒对于中国的反恐问题具有报道倾向性,在严打前后呈现不同的关注重点。严打之前外媒十分关注中国的反恐问题,将中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定义为分裂分子(separatism)和极端分子(extremism)进行的反抗,承认了东突势力(EasternTurkistan)在中国的暴力行动,但并不承认这是一种恐怖主义活动;并且在报道对象上,多次将中国的恐怖主义问题聚焦化和标签化在某个地区(Xinjiang)或者某一民族(Uygur)身上,再次强调中国的反恐问题更多的民族问题和国内矛盾激化而形成的,与西方舆论对恐怖主义的定性不同;在严打之后,报道更多集中在各国的反恐合作(strengthencooperation),承认了中国在国际和区域反恐行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对中国在情报(intelligence)、经济(economic)、军事(military)方面的地区合作给予了大量关注。


5、研究结论与建议 

5.1研究结论

首先,在议题上:国际主题下对特 定话题关注度不减。 

近年全球恐怖活动升温,在范围上,恐怖主义活动已经跳出了中东、西亚、北非等传统地区,扩散到了欧洲、中亚、南亚等地区;对于我国而言,中东、中亚恐怖活动对我新疆境内产生强烈的刺激示范作用。我国的涉恐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国内事务,更是影响国际舆论的国际事件。


在近30年外媒有关我国暴恐问题的报道中,国际反恐问题被越来越重视,但不可否认的是,国外媒体对我国暴恐事件的定性、对新疆问题的非正常关注度不减,并且在2014年严打之后,更热衷于探讨中国的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和人权问题,变相地否定中国的国内反恐,将中国新疆的不稳定归结为国内矛盾的爆发。近期国际舆论仍存在大量针对我国新疆教育转化中心不实言论。


其次,在话语上:客观报道下的传播偏向输出反恐战争这一概念,是美国政府在9.11之后在美国舆论格局主导下产生的,恐怖主义活动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国际关系中,各国对其概念的解读和性质的认定也不尽相同。自9.11以来美国主导的全球反恐斗争中,其利用强大的话语霸权、经济实力和军事竞争力,构建了一套以西方为中心的话语体系,在这个反恐话语体系或者反恐修辞的主导下,进行反恐议题、传播路径、传播效果的设定,进而在全球舆论上为自己找到合法性。


在涉及中国反恐有关的问题,表面上是客观报道,但在传播过程中通过话语框架,出现传播偏向和态度否定,如对涉化暴恐组织的定性和打击问题、反恐国际合作问题、反恐情报共享问题等方面,这些反恐斗士就会采取“双重标准”,在可以进行利益交换时就采取实用主义态度。


再次,在框架上:意识形态下的政治形象塑造当前,国际舆论生态环境复杂,西强东弱的国际传播格局虽然短期内没有彻底性的改变,西方媒体拥有“绝对”话语权,在外媒涉华暴恐问题的媒体国家分布可以看出,美英仍然是掌握着舆论主导权。


国家形象往往以其他行为体的认可和接受为条件[20]。国家之间的文化、历史、关系及其他社会力量,会作用于媒介事件中的共识空间建构,进而对国家形象建构路径和结果产生影响。外媒对我国暴恐问题的报道,通过政治化议题和偏向的话语,塑造了一个片面的中国国家形象,他们虽然肯定了中国在世界或者地区反恐中的角色,但对于中国国内的暴恐问题,却持否定和消极的态度。


5.2对策与建议

5.2.1传播机制

从“被动应对冶转向“防御预警”转变从国家安全情报角度,开展公开信息源的情报预警、收集、分析和处理对于一个成熟的政体十分重要。


目前,在大数据环境下,风险信息特别是涉及国家安全的信息具有多渠道传播、多源异构数据集、多样业态形式的特点,如何在实时海量数据中识别、处理涉及国家安全的舆情信息,对大数据时代国家安全提出了新要求[21]。


众所周知,大数据的核心即预:预防、预测和预警,从情报流转角度,危机信息的情报产品一般会经过危机信息感知和监测、危机信息评估和标准化、危机信息分析和处理、情报产品传递、情报决策和行动等。


因此,我们要在风险管理和情报管理理念的指导下,在风险防范、风险监测、风险预警以及风险评估等方面提出防范对策。要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环境,将风险预警前置,以风险预测为应对重点,建立一套针对危害国家公共安全的国内和国外舆情监测机制、预警机制,并借助算法,通过分析舆情发展不同阶段特征和变量影响程度,构建“监测-分析-预测”的模型,对舆情数据库实时开展数据的比对和态势评估,实现应对程式模型化、多样化。


在决策上,变“被动应对”的传统模式为“防御预警”的现代应急模式,建立危安信息预警模型和社会雷达监测模型,对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涉恐信息研判追踪的基础上,制定合理有效的预防和干预措施。并落实舆情预警机制“五位一体”的机制,建立适用于国际舆论预警的风险评估机制、管理控制机制、应对决策机制、信息传播机制、信息反馈机制,将国际国内涉华暴恐危机舆情处理前置,提升我国舆情引导能力。


5.2.2传播模式

从“被动”转向“主动”对外传播是我国与境外“东突”暴恐势力开展斗争中的主要工作环节,长期以来,我国在涉恐问题上秉着“敏感问题不触碰”的思想,一直在被动的传播模式下应对国际舆论的挑战。尤其在网络信息时代,这种被动应对、删帖禁言的逃避式传播只能应对一时,不仅不能产生长久的良好效果,很有可能适得其反,使我国的涉恐对外传播陷入更被动局面。


因此,我们应审时度势,主动出击,在避免多度炒作的前提下,收集、整理境内外“东突”势力相互勾结,实施分裂、暴恐的有力证据,选择其中典型案例,适时对外披露,揭露“东突冶”势力的真面目,并及时做好辟谣、澄清工作。


同时还可以加强多语种信息发布,根据不同国家的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因地制宜地使用自媒体,贴近国际受众,增强亲和力和感染力[22]。


5.2.3传播主题

从“牵着鼻子走”转向“议程设置”议程设置是在对外传播中积极引导受众关注方向和关注热度的重要手段,对于涉及我国利益的暴恐问题上,应摒弃敏感、韬光养晦等思想。在策略上,将议题的设置分为常态下和危机下的涉华暴恐问题传播。


在危机中,应该第一时间通过权威媒体对事件进行定性,并继续全方位、多角度、客观公正的向外界输出事件进展情况,防止谣言的传播,造成次生舆情危机,近期针对国际舆论对我国去极端化的不实舆论,我国就予以了反击;常态下要积极挖掘在涉华暴恐问题上的传播主题,把中国新疆主题放到经济发展和国家对外战略的高度,向外界展现一个经济繁荣、民族团结、包容性强的新疆,推动新疆与世界的人文发展和公共外交交流;同时,也要实时披露我国在打击暴恐势力中取得的成果,以及我国在去极端化、教育转化人们中的成果。


参考文献

[1]赵小康. 公开源情报—在情报学和情报工作中引入 Intelligence 的思考[J].情报理论与实践,2009,32(12):23-27.

[2] 刘思佳,王青亦.全球媒介事件的重新定义及其作用[J]. 江汉 学术,2013(2):103-107.

[3] Kimberly Powell. Framing islam: Ananalysis of U. S. media coverage of terrorism since9/11[J]. CommunicationStudies, 2012,62(1):90-112.

[4] 王 佳.例谈新闻媒体在恐怖事件中的定位与管制[J]. 文学 教育,2014(5):72-73.

[5] 胡雅萍,洪方.社交媒体情报研究[J].情报杂志,2018,37(3):15-21.

[6] 相德宝.国际自媒体涉华舆情现状、传播特征及引导策略[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1):73-83+110-111.

[7] Mary E. Brinson &Michael Stohl.Media framing of terrorism: Implications for public opinion,civil liberties,andcounterterror ism polici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2012,5(4):270-290.

[8]Goffman,E. Framing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M].NewYork:Longman,1974:87.

[9] 刘 媛.媒介与女大学生社会认同的互动机制研究[D]. 南京 航空航天大学,2014:67.

[10] 唐佳梅,单 波.脱轨的新闻框架与动态的文化霸权-9 82 3 6 11 事件十周年报道的跨文化分析[J]. 现代传播,2013(7):3036.

[11] 臧国仁.新闻媒体与消息来源—媒介框架与真实建构之论述 [M].台北:三民书局,1999:32-34.

[12] 王小鹏,刘 杰.情报分析中的直觉思维及其偏差防范———基 于双加工理论的视角[J]. 情报杂志,2017,36(10):26-30.

[13] 王爱玲,丛雅清.转化性重构:微博平台“媒介事件”的话语结构转变—以新浪微博9.3 大阅兵的信息传播为例[J]. 新闻 界,2016(20):49-56.

[14] M. McCarthy. Vocabulary[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67-78.

[15] 刘小燕.关于传媒塑造国家形象的思考[J]. 国际新闻界,2002 (02):61-66.

[16] 曾润喜,杨喜喜.国外媒体对中国公共政策议题的舆情解读与 形象建构—基于计划生育政策议题的案例分析[J]. 西南民族 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2):158-166.

[17] Baum,Matthew A &Timothy Groeling.New media and the po lariz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al discourse[J]. PoliticalCommu nication,2008,25(4):345-365.

[18] 朱文慧,马立东. 英汉学习型词典中近义词辨析栏的优化设 置———基于语料库的近义词辨析及其应用[J]. 辞书研究, 2010(06):78-87.

[19] 曾润喜,杨喜喜.国外媒体涉华政策传播的话语框架与语义策 略[J].情报杂志,2017,36(6):99-104,92.

[20] 汤光鸿.论国家形象[J].国际问题研究,2004(4):18-23.

[21] 夏一雪,兰月新,王沙聘. 大数据环境下网络恐怖主义风险分 析与防范对策研究[J].情报杂志,2017,36(11):16-22.

[22] 相德宝.国际自媒体涉藏舆情及舆论斗争的规律、特征及引导策略[J]. 情报杂志,2016,35(05):20-26.


文章来源:《情报杂志》网络首发论文 

题目:基于公开源情报的涉华暴恐问题国际舆论研究——以 1996 年-2017 年外媒报道为例 

作者:韩娜 

网络首发日期:2019-06-10 

引用格式:韩娜.基于公开源情报的涉华暴恐问题国际舆论研究——以 1996 年-2017 年 外媒报道为例[J/OL].情报杂志.

网络首发地址: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61.1167.G3.20190606.1717.012.html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恐怖主义信息的社交媒体传播及应对机制研究》(17CXW014);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基科费重点项目:《网络政治视角 下美国对华战略传播研究》;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编号2016YFB0801100) 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韩娜(0000-0002-6280-8705),女,1985年生,博士,讲师,研究方向:危机传播,公安情报。

杨光,男,1995年生,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安情报,刑事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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