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为什么说散文被杨朔和刘白羽败坏了?

汪曾祺为什么说散文被杨朔和刘白羽败坏了?


儿时读书,无法可循,无经典可参照,读的大多数是一些杂七杂八的书,很多都是名作家选集或者名篇选集之类的读物,认识汪曾祺就从这些选集中获取的印象。现在回想起来,都是名家,为啥偏偏对汪曾祺的文字印象最深?大概就是感觉到他的文字与那些主旋律的名家不一样。

《老头儿汪曾祺》收录了子女们对他的印象,算是一本回忆录或者传记性质的书。其中提到,他的孙女上小学五六年级时,老师让学生从文学名著中摘抄一些华丽的辞藻,以便写作文时应用。她把名作家爷爷的书翻了一遍,也没发现什么好词儿,因此断定:“爷爷写的文章一点儿都不好。”后来还真诚地帮助爷爷分析一下他的文章为啥“不怎样”,总结出了三大罪状:一个中心思想不明确;其次是段落分的不好,最后是乱用标点符号。因此在学校老师眼中,这位著名作家的文章最多得个“二类中”,也就是七十多分吧。

汪曾祺为什么说散文被杨朔和刘白羽败坏了?


这话现在看确实有几分逗乐,孩子的乐趣透着十分的天真。但是孙女的分析大体是不错的,我们小时候读书,认为最好的散文是杨朔的《荔枝蜜》,尽管从来不知道好在哪儿,总觉得都收到语文课本了,当然是最好的。但阅读的天性是靠直觉,喜欢什么样风格的文字不是语文课本能灌输的,业余翻书的时候读到汪曾祺,总觉得这个老头写的东西跟那些名家不一样。虽然说不出来好在哪里,但已经能感觉到这是另外一个阅读的世界,是课本的那些范文所不能给予的。

《老头儿汪曾祺》中提到一个私下里的段子,大意是汪曾祺跟家里人聊天时说对解放以来散文评价都不高,认为不少作品“不是剑拔弩张,盛气凌人,就是过度抒情,顾影自怜,文字过分雕琢,败坏了中国散文的传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一次电台正在播放配乐散文《荔枝蜜》,老头儿从隔壁房间出来说:“散文配乐是最恶劣的做法。这样的文章也不要学。散文的大忌是作态。中国的散文一坏于杨朔,二坏于刘白羽。”这两位“大家”都有文章收录在中学语文课本,作为范文推崇。小时候读书,我们写作文就从这两位散文大家中总结出某种套路和模式,一套一一个准儿。不过,长此以往写作文,味同嚼蜡。

汪曾祺为什么说散文被杨朔和刘白羽败坏了?


汪曾祺曾提到现当代作家里他最为推崇的是鲁迅和沈从文,解放后与他同时代的作家他推崇的是孙犁。推崇前两位不奇怪,少年读书都喜欢鲁迅,而且他的早期作品模仿鲁迅的痕迹很浓,喜欢沈从文更不用赘述,某种程度上说,汪曾祺延续了沈从文的文脉,这是中国作家中唯一的一对师徒获得了同样高的赞誉。至于他推崇孙犁,是觉得他把革命题材写成了真正的小说,超出了一般意识形态的局限,很是难得。

现在也有很多人喜欢孙犁,不是因为他的小说,更多是因为他的书话。孙犁的创作生涯长达六十多年,以“文革”为界,分为风格不同的前后期。前期作品明净柔美,以淡笔勾勒出如画的乡土民风,被称之为诗体小说,代表作是《荷花淀》模仿者很多,这也是汪曾祺提到的那些小说。但解放后尤其是文革后期,孙犁的作品趋于平淡简洁,明显继承了中国古典的精髓,于平淡之中深蕴着文化和人生的思考,存有大量的读书笔记。年轻时,孙犁主要读新书,到了新社会,新书就读得少了,开始买旧书,读旧书,并且认为,读中国古书是利于养生的。他曾自嘲“十年荒于疾病,十年废于遭逢”,这种经历与汪曾祺遭逢极其类似,某种程度上,他们是精神上的同类。

老头儿汪曾祺,其实性格极其清高,能入他眼睛的当代作家确实没有几个。我年少时喜欢过贾平凹,尤其是《商州三录》为代表的作品,还有邓友梅的京味儿小说,林斤澜的小说。说实话,当时读书是闷葫芦,没人指导,杂书为主,基本都是有书就读。但就在这种极其贫乏的阅读经验中,也能察觉出这几位作家他们的文字质地具有某种同一性。来自晚明小品也好,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也好,在一个普通读者的阅读经验来看,那就是比教科书上的文章好看,真诚,有人情味,再拔高点就是,富有人文情趣,不板着脸说教。

汪曾祺为什么说散文被杨朔和刘白羽败坏了?


不要小看这些琐碎的标准,其实真正做到这种文章的境界很难。汪曾祺去世后被人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这个“最后”很值得玩味之处就在于,没有人像他那样写文章了。这种遗憾是源于文化的断裂,还是源于生活的日益粗鄙和平庸?值得当今的写作者深思。

至今还记得汪曾祺自我评价的一段文字:“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这是他的特点,可以对照我们的缺失。

上一篇:你有多久没回家
下一篇:秋游贵州梵净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