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场到达大厅的玻璃门刚打开，李薇就听见一个陌生的声音喊她的名字。一个和她年纪相仿的男孩冲她挥手，笑容灿烂得像西澳的太阳。他身后跟着一对中年夫妇——男人戴着宽檐帽，女人穿着碎花长裙，两个人晒得皮肤黝黑，活像刚从度假杂志封面上走下来的人。李薇攥紧背包带子，努力让自己别太紧张。她爸爸拍她的肩膀，用那种正在跟老朋友寒暄的语调说：“哎呀，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妈妈从包里掏出两盒稻香村点心，往对方手里塞：“老陈，一点心意。” 那男孩——李薇记得他叫杰森，提前在微信上聊过几次，但只是“你作业多吗”“你玩什么游戏”那种程度——接过她的行李箱，自然而然地推着往外走。李薇跟在后面，回头看了一眼自己的父母。爸爸正和那位“老陈”拍肩膀，妈妈拉着“陈太太”的手说“辛苦你们了”。两对成年人在那里交换着孩子，也交换着某种她已经很久没在父母脸上见过的愉快表情。 杰森侧过头来说：“你第一回来珀斯吧？晚上带你看萤火虫，那种蓝色的，巨好看。”李薇还没来得及回答，她爸爸在后面喊：“你俩好好玩，不用管我们！”末了又补一句，“晚上别太晚回来。”语气轻快得不真实。 李薇突然意识到一件事——她已经很久没听见过父母用这种语气说话了。自从初三开始，家里的气氛就像拧紧了发条，跟分数排名挂钩的每场考试都会让空气稀薄一层。妈妈的脸永远绷着，爸爸的眉头永远皱着，连看电视都恨不得调到教育频道。他们每天在饭桌上讨论的内容能用四个字概括：学习、前途。像两个监工看守着一个必须交出货的项目。 可现在，他们站在西澳的阳光里，笑容松弛得让李薇觉得陌生。她看见她从爸妈眼睛里看见了某种久违的东西——那种她小时候在家庭旅行录像里见过的，叫做“开心”的东西。 李薇的母亲把机票收好，回头看了一眼登机口的方向。那个扎单马尾的女孩——她叫小禾——正站在落地窗前看飞机起飞，侧脸线条让她想起女儿小时候专心拼乐高的样子。她老公在旁边举着手机拍云，低声说：“这地方真好，下次咱俩单独再来一趟。不带孩子那种。”她抿嘴笑了。 不远处，小禾跑了过来，手上挂着一串从免税店买的考拉钥匙扣。“阿姨，给您一个，给姐姐一个。”她说“姐姐”的时候，咬字带了点台湾腔，软软的，像棉花糖。李薇的妈妈接过来，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她想起来女儿上一次给她送礼物是什么时候——大概是三年前的母亲节，还是老师布置的作业。 小禾的爸爸走过来说：“走，孩子们那边安排的包车已经等了。咱们去住的地方，离海走路五分钟。”他一边走一边跟自己老婆小声聊，“我倒觉得让小孩换个环境挺有意思的。她在台北也不开心，我跟她妈快愁死了。” “怎么？”李薇的妈妈问。 “台北嘛，你也知道，补习班一条街。”小禾爸爸苦笑了一下，“每天写到十二点，周末全排满。前段时间跟我说，爸爸，我快不认识我自己了。你说这话从十四岁小孩嘴里说出来，当父母的听着什么滋味？” 这话像一根针，扎进李薇妈妈的心脏里。她没接话，只是沉默地走出机场大厅。 她忽然开始发慌——女儿的晚餐时间没人盯着了，今晚的错题没人帮她整理了，明早也没有人六点半叫她起床背单词了。她坐在异国的出租车里，看着窗外大片大片的荒原和蓝天，第一次觉得：如果家里少了一个需要每天被安排、被催促、被监督的小孩，那个家会变成什么样子？如果没有女儿那些厚厚的学习资料堆在餐桌上，她跟老公吃晚饭时，还能聊什么？ 两个家庭、两个孩子、两座城市，像按下了一个巨大的交换键。每一天的旅行都在用一种缓慢的方式改变着四个人。 在珀斯的海滩上，李薇第一次看到蓝色的星空。那些会发光的虫子铺满林间，像从童话书上撕下来的插画。杰森站在她旁边说：“好看吧。”她点点头，忽然想起什么似的掏出手机想拍照，但镜头什么都拍不出来。她放下手机，认认真真地、只用眼睛看了一分钟。 那短短的一分钟里，她没有想任何一道数学题。！